林保怡

惩罚性赔偿赔偿意在激励私人投入资源去发现和证明违法，原告获得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金，正当性也在于对其个人投入的回报。

要广泛听取意见，听专家学者、普通民众、社会组织和各级机关的意见，把听取意见作为制定程序的必备要件，善于在全过程听取意见，不能只在审核过程听取意见。[36]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但笔者认为，即使是规章制定主体制定的权力清单也更适宜定性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规章，原因有四点： （一）更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对清单制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要求 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对权力清单制度的要求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并具体化为全面梳理、清理规范、审核确认和公布等主要任务。在问题不断、质疑声不绝、实施效果不理想时，有必要反思制度的症结。上位法已明确的内容，勿在清单中再行搬运工式的简单重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应急性、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大有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的态势。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和政府监管不到位等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基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多元[46]的特点，特别是当清单制定主体为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时，权力清单应该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审判机关也有裁判文书明确认定清单为行政规范性文件[47]。[19]这是新时代加强道德建设最有力的指导。

这是新时代助推国家和社会层面法治与德治进一步结合，促成良法善知的有力抓手。考诸现状，在这一层面，我们面临着种种道德危机：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诚信缺失不断肆虐。[18] 细读十九大报告全文，可以发现，报告中多次提及法治概念。[28]忠诚、守信的品德，历来被视为人生法宝。

从此，中国法律开始走向了儒家化的道路。悉心分析可以发现，孝这个词汇，早已远离了当代社会的政治文件与法律文本，甚至于与家庭伦理道德联系最紧密的《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也没有使用这一概念。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即行为之宜，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适宜。《管子·牧民》篇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厘定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然而，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并逐渐取得了主流话语权，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了长期而激烈的批判，一提起孝慈义悌的字眼，立马被人目为封建落后的糟粕，被视为对人性的压制与摧残，中华传统美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个人中心主义大行其道，进而引发日渐增多的家事纠纷和家庭危机。使用包括德的词组12次(德治、以德治国、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德艺双馨、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师德师风、有品德、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家庭、个人层面，以道德风尚引领制度完善，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促进和谐家庭构建。

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才从这一混同物中独立出来，出现道德法律分离的现象。【期刊名称】《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德法合治 守正出新 。

[16]这样的秩序，直到清朝末年方始解体。唐朝编订《大唐开元礼》，乃礼典编纂中集大成者。

按照这种新思路，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就是治国的必然之道。遇到涉及父母与子女的法律关系问题，人们往往会使用老百姓语焉不详的赡养抚养等术语来表达，刻意回避人人耳熟能详的孝的概念。德治的加强，势必引领相关方面法律制度的改良与完善，从而使法治获得更广范围的情理人心支持。古往今来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其制定亦来源于礼俗、礼义。此乃国粹所在，必宜保存，用各国之法以补其不足。犹须造就法律人才，治法治人，相因为用，然后可收实效。

[22]参见杜万华：《弘扬核心价值观促进家风家庭建设》，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中国自汉到清，历朝历代莫不提倡以孝治天下。

[31]戴木才：《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民要论)》，载《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第7版。《唐六典》称：商鞅传《法经》，改法为律。

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既是守正出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

譬如唐律中的诸不应得为罪，便是明证。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法治是德治基础上的依法治国，德治是法治保障下的以德治国，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人历来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国和天下，即今日所谓国家和社会。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我们完全可以把传统的家庭美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理念之中，使得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更加丰富、翔实，更加明确、易行。

法律一旦制定，不能轻易改变。又譬如，欠债还钱乃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变之道德价值，由于缺乏法律的有力保护，诚信危机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民事案件执行难亦成为人民法院难以应对的难题。

今年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进一步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其中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中，特别强调以德治国的作用，将德治作为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做出了系统的理论设计和战略部署。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离婚率自2003年以来连续14年递增，到2016年，民政登记离婚和法院判决离婚的数据相加，一年有近500万对夫妻离婚，涉及的当事人达1000万以上，波及的家庭成员超5000万之众。礼法文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是单纯的法治，而是道德法律综合为治。

正如著名法学家张文显先生所说：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是中外法学史上恒久的话题。新时代德法合治的治国方略，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此为守正。至此，礼法传统得以全面确立，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治理模式得以完备。(一)个人层面的以德促法及其反作用 十九大报告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部分提出，要推进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7]参见龙大轩：《法象万千：睡龙醒语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11页。

清末大理院正卿张仁黼说：数千年来礼陶乐淑，人人皆知尊君亲上。对诸如此类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且债务人主观上有恶性的民事纠纷，可以考虑在刑法中做出相应规定。

礼作为当时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类，又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3]的说法。[5]可见当时的礼，涉及法制、道德、教育、军事、祭祀等多方面，既具有法律的性质，也具有道德的特征。